摘要：实体瘤CAR-T细胞疗法研究的难点之一，是如何在体外模型中复现免疫细胞从循环样环境进入肿瘤区域并发挥杀伤作用的过程。本文从“实体瘤屏障”这一问题出发，结合基于PhysioMimix平台构建的3D灌流黑色素瘤芯片模型，讨论HUVEC内皮屏障、TNF-α诱导内皮活化、趋化因子信号、基底侧灌流和E:T比例对CAR-T细胞迁移与杀伤活性的影响，为CAR-T细胞体外药效评估和肿瘤微环境模型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CAR-T细胞、实体瘤、黑色素瘤、器官芯片、PhysioMimix、血管内皮屏障、HUVEC、TNF-α、免疫细胞迁移、肿瘤微环境、抗HLA-G、体外药效评估

实体瘤CAR-T研究的关键问题不只是“能不能杀伤”

在很多CAR-T细胞体外研究中，最常见的实验方式是将效应细胞与靶细胞直接共培养，然后观察靶细胞死亡比例或荧光/发光信号变化。这类实验可以较快判断CAR-T细胞是否具备抗原识别与直接杀伤能力，但它并不能完全反映实体瘤场景中的真实挑战。在实体瘤中，CAR-T细胞需要从血液循环样环境中接近肿瘤区域，受到趋化因子信号引导，黏附并跨越血管内皮屏障，然后进入复杂的肿瘤微环境，最终才有机会接触并杀伤肿瘤细胞。

因此，对于实体瘤CAR-T研究来说，体外模型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应只有“CAR-T能否杀死靶细胞”，还应包括“CAR-T能否迁移到肿瘤附近”“CAR-T能否跨越内皮屏障”“内皮活化是否影响迁移效率”“灌流条件是否改变细胞毒性”“屏障结构是否降低杀伤效果”。基于器官芯片的3D灌流模型可以将这些问题放在同一个实验系统中进行观察。CNBio展示的黑色素瘤芯片研究，正是围绕这一思路构建人源内皮屏障、黑色素瘤靶细胞和抗HLA-G CAR-T细胞共同参与的体外评估体系。相关PhysioMimix器官芯片系统资料可参考CNBio PhysioMimix技术页面。

图：EUROoCS Annual Meeting2026（2026欧洲器官芯片年会）

模型设计思路：把迁移、屏障和杀伤放进同一个系统

该研究基于PhysioMimix Core构建，通过培养基循环模拟血液流动，并采用Transwell双腔室策略建立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单层。Transwell结构提供了内皮屏障界面，PhysioMimix平台则提供动态灌流条件。两者结合后，研究者可以在更接近体内循环和屏障环境的体外模型中观察CAR-T细胞运动能力与跨内皮迁移过程。

研究中的肿瘤细胞选择为SK-MEL-5黑色素瘤细胞，并通过慢病毒转导使其稳定表达HLA-G，以确保靶细胞表面持续表达目标抗原。效应细胞则为原代抗HLA-G CAR-T细胞。通过这种设计，研究体系同时包含肿瘤细胞、内皮屏障和免疫效应细胞，能够覆盖CAR-T细胞从迁移到杀伤的多个过程。相比单一肿瘤细胞杀伤实验，该模型更强调实体瘤微环境中屏障限制对CAR-T疗效的影响。

图1. 黑色素瘤芯片模型的建立

图2. 黑色素瘤芯片模型生成的时间进程

内皮屏障如何建立：ECM包被、灌流培养和多指标评价

内皮屏障是该模型的关键组成部分。研究团队将HUVEC接种于IV型胶原包被的Transwell上，并在0.5 μL/s培养基灌流速率下培养48小时，以形成内皮屏障。内皮屏障是否成熟，不能只看细胞是否覆盖膜孔，还需要从结构、通透性和电阻等多个维度判断。因此，研究采用F-actin、ZO-1免疫荧光染色观察细胞骨架和紧密连接结构，同时结合TEER检测和4 kDa FITC-dextran通透性检测评价屏障完整性。

结果显示，人IV型胶原包被Transwell膜可提高内皮屏障完整性，基底侧灌流和细胞接种方向也会影响屏障形成。HUVEC屏障完整性具有时间依赖性，随接种后的培养时间动态变化。这意味着建立器官芯片内皮屏障时，ECM包被、培养时间、灌流方向和流速都可能成为关键参数。如果这些条件没有优化，模型中的屏障可能过于疏松或不稳定，从而影响CAR-T迁移与杀伤评价结果。

图4. 通过FITC-dextran测定表观渗透系数（Papp）并监测跨内皮电阻（TEER）评价内皮屏障完整性。a.人Ⅳ型胶原包被Transwell膜可提高内皮屏障完整性。b.基底侧灌流和细胞接种方向均会影响内皮屏障完整性。c.HUVEC内皮屏障完整性具有时间依赖性，随接种后的培养时间而发生动态变化。

TNF-α刺激如何改变内皮表型

在实体瘤微环境和炎症环境中，血管内皮并非始终处于静息状态。内皮活化会改变细胞黏附分子表达、屏障通透性和免疫细胞迁移状态。该研究通过TNF-α处理诱导内皮活化，观察到VCAM-1表达上调，同时伴随细胞间黏附丧失、形态变化和内皮层通透性增加。VCAM-1表达上调提示HUVEC处于活化状态，而ZO-1和F-actin染色变化则提示细胞连接和骨架结构发生改变。

这一结果说明，器官芯片模型不仅可以建立一个静态屏障，还可以模拟炎症因子引起的内皮活化状态。对于CAR-T细胞迁移研究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免疫细胞跨内皮迁移往往与内皮活化、黏附分子表达和趋化因子信号密切相关。如果模型中缺乏内皮表型变化，就很难研究不同肿瘤微环境状态下CAR-T细胞迁移效率和浸润能力的差异。

图3. Transwell膜基底侧内皮屏障的优化。a：左图为相差显微图像，右图为相差显微图像与Phalloidin-FITC荧光图像的叠加图，显示Transwell膜孔已被HUVEC覆盖。b：TNF-α处理后，Transwell上内皮细胞间黏附丧失（Phalloidin，绿色，1:400；ZO-1，红色，1:1000）。c：TNF-α刺激后，免疫荧光（IF）染色显示VCAM-1表达上调（左图，1:500）；同时，细胞形态表现为细胞体分离并呈细长状（右图，96孔板）。

CAR-T跨内皮迁移：趋化信号和灌流条件共同调控

CAR-T细胞要在实体瘤中发挥作用，首先需要具备迁移和浸润能力。研究结果显示，CAR-T细胞能够跨越Transwell膜迁移，但迁移效率和细胞回收情况受到多个因素影响，包括HUVEC屏障表型、TNF-α诱导的内皮活化、趋化因子信号以及培养基灌流条件。灌流和HUVEC培养会影响免疫细胞迁移率和滞留程度；细胞因子刺激、灌流以及缺乏趋化因子信号，也会导致免疫细胞基础回收率更低。

这些结果说明，CAR-T细胞迁移能力不能脱离环境讨论。一个在直接共培养体系中表现良好的CAR-T细胞，不一定能在有内皮屏障和灌流条件的模型中维持同样的进入效率。器官芯片模型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区分“直接杀伤能力”和“穿越屏障后的有效杀伤能力”，从而更准确地判断CAR-T细胞在实体瘤环境中的潜在应用表现。

图5. 免疫细胞跨越Transwell膜的迁移受内皮屏障表型和趋化因子信号传导的影响。a.灌流和HUVEC的培养均会影响免疫细胞的迁移率及其滞留程度。b.细胞因子刺激、灌流以及缺乏趋化因子信号均导致免疫细胞的基础回收率更低。

杀伤结果：跨越屏障后的CAR-T仍有毒性，但效率下降

研究进一步评价抗HLA-G CAR-T细胞对SK-MEL-5细胞的杀伤作用。结果显示，CAR-T细胞诱导肿瘤细胞死亡的效果受E:T比例和培养基灌流条件影响。E:T比例越适合，癌细胞死亡速率越明显；在24小时观察点，灌流培养可使较低E:T比例下仍产生细胞毒作用。更关键的是，CAR-T细胞在完成跨内皮迁移后仍保持细胞毒性，但杀伤效率低于直接接触靶细胞时的水平。

这一结果对于实体瘤CAR-T体外评价很有意义。直接共培养体系可能高估CAR-T细胞实际接触肿瘤细胞后的杀伤效果，因为它绕过了血管内皮屏障和迁移过程。而在器官芯片模型中，内皮屏障会成为影响效应细胞进入肿瘤区域的重要限制因素。通过比较有无屏障、不同灌流条件和不同细胞因子处理状态下的杀伤结果，研究人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实体瘤微环境对CAR-T疗效的影响。

图6. 抗HLA-GCAR-T细胞对SK-MEL-5细胞的杀伤效率受基底侧灌流和内皮屏障限制的效应细胞相互作用调控。a.癌细胞死亡速率取决于效应细胞与靶细胞比例（E:T）。b.在24h时，灌流培养可使较低E:T比例下仍产生细胞毒作用。c.跨越血管内皮屏障的迁移会影响癌细胞死亡速率，其作用取决于细胞因子处理。

小结：器官芯片让CAR-T药效评估更接近实体瘤过程

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把CAR-T细胞疗法评估从“直接杀伤测试”扩展到“迁移、跨屏障、浸润和杀伤”的连续过程。基于PhysioMimix的黑色素瘤器官芯片模型，将原代抗HLA-G CAR-T细胞、HUVEC内皮屏障和SK-MEL-5黑色素瘤细胞纳入动态灌流体系，能够在体外复现CAR-T细胞免疫级联反应中的多个关键环节。研究结果也提示，内皮屏障完整性、TNF-α诱导内皮活化、趋化信号、灌流条件和E:T比例都会影响最终药效评价。

对于实体瘤CAR-T研究和免疫治疗药效评估而言，器官芯片模型可以作为传统共培养模型和动物实验之间的补充工具。它既能提供比二维共培养更复杂的微环境，又能在体外条件下实现更强的过程控制和机制分析。未来，这类模型有望用于CAR-T细胞疗法优化、实体瘤浸润能力评价、候选靶点验证和临床前安全性研究。

FAQ

1. 直接共培养模型和器官芯片模型评价CAR-T有什么区别？

直接共培养模型主要评价CAR-T细胞与靶细胞接触后的杀伤能力，而器官芯片模型可以加入内皮屏障、灌流条件和趋化因子信号，更适合观察CAR-T细胞迁移、跨内皮浸润和进入肿瘤区域后的杀伤效果。

2. 为什么内皮屏障会降低CAR-T杀伤效率？

内皮屏障会限制CAR-T细胞进入肿瘤细胞区域，使效应细胞与靶细胞接触效率下降。即使CAR-T细胞本身具备细胞毒性，跨越屏障后的实际杀伤效率也可能低于直接接触靶细胞时的水平。

3. TEER和FITC-dextran通透性检测分别有什么作用？

TEER用于评价内皮屏障电阻和完整性，FITC-dextran通透性检测用于观察小分子或大分子示踪物跨越屏障的能力。两者结合可以从电阻和通透性两个角度判断屏障是否稳定。

4. 该模型为什么选择HLA-G作为CAR-T靶点？

原文研究采用抗HLA-G CAR-T细胞，并通过慢病毒转导使SK-MEL-5稳定表达HLA-G，以保证靶抗原持续表达。这样可以用于评价抗HLA-G CAR-T细胞在黑色素瘤芯片模型中的迁移和杀伤表现。

关于技术来源

本文基于CNBio公开资料及相关技术信息曼博生物整理，用于科研信息分享、实验参考和CAR-T细胞体外药效评估模型开发思路参考。器官芯片模型构建涉及细胞系选择、靶抗原表达、HUVEC内皮屏障、ECM包被、灌流条件、趋化因子信号、TEER检测、通透性分析和细胞毒性评价等多项变量，实际应用前仍需结合具体实验条件进行验证。本文围绕CNBio PhysioMimix器官芯片系统、PhysioMimix Core、3D灌流黑色素瘤模型、CAR-T细胞迁移与浸润评估、血管内皮屏障模型、肿瘤微环境重建和体外药效评价等方向提供产品信息与技术资料支持。本文不作为临床应用建议，仅供科研与实验流程参考。